苦读文献专业   对口中华书局

      1978年的北大中文系拥有文学、汉语言、新闻和古典文献四个专业。最火的当属文学和新闻两个专业，能够就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也在校园出尽风头。同是77级北大中文系的葛兆光回忆当时的北大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路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自己像是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戴燕当时本也报读文学专业，但受招生名额的限制，招生老师说服她改读了古典文献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远离政治，也有学问。

      北大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1959年成立，70年代末可谓名家云集。戴燕回忆，当时文献专业的主任是阴法鲁先生，他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研究的大家。而教授文字学的是裘锡圭先生，他在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方面功力深厚，蜚声海内外。还有教授音韵训诂的周祖谟先生，他当年入学考试时，曾以“胡适之”对上国学大师陈寅恪出的“孙行者”上联，可谓年少成名。让戴燕印象最深刻的是金开诚教授，他以楚辞/文艺心理学和书法研究著称于世，金教授平时对于学生非常关心，经常到宿舍和学生谈心、为学生解惑。正是拥有这样的师资力量，为文献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源泉。

      古典文献专业的基本课程是文字音韵训诂和版本目录校勘，除此而外，还要与文学专业同学一起学习两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历史系同学一起学习一年半的中国通史，与哲学系同学一起学习一年的中国哲学史。由于课程繁多，加上专业性太强，社会影响力有限，因此在活跃的名人辈出的中文系里，古典文献专业的学习显得相当沉闷。当时其他专业的学生还戏称文献专业的学生都是“出土文物”。

      由于学习压力大，四年当中一直很辛苦。戴燕说：“每个寒暑假过后回到学校，大家都说我变胖了，但是一学期结束，人又慢慢地瘦下来。”北大的学术训练虽然在当时戴燕看来显得艰苦枯燥，但在工作以后，她却理解到了这些学术训练的重要意义。经过“十八般武艺”的训练，戴燕感觉自己“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这都为她今后的事业选择提供了可能。

      1982年，戴燕从中文系本科毕业，分配进入中国最具盛名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1959年开始承担国家级的古籍整理出版业务，组织完成过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这样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最初就是为了替中华书局培养合格的古籍整理人才。戴燕毕业那年，班里一半同学都进入中华书局工作，而当时中华书局的绝大部分编辑也都是来自北大文史哲系的历届毕业生。因此，尽管戴燕离开了北大，但她在中华书局里仍然感到和在北大一样，对学术的向往及训练一刻也没有停顿。那时的中华书局也还秉承着过去出版社“前店后厂”的传统，要求编辑不但掌握编辑出版的技能，还要有独立研究及著作的能力，因此，中华书局本身也拥有众多名家学者，比如担任过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还有戴燕曾经的直接领导也是前任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都是古籍整理和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成绩斐然。

      这段时间，戴燕所编徐震堮著《玉台新咏校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等曾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古籍类的奖项。

      就这样工作了几年，戴燕开始考虑进一步充电。1986年，戴燕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次求学”。

三易工作  兼容并包

      1989年，戴燕从社科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在中华书局的邀请下，她再度回到中华书局工作，策划编辑了《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以及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说八股》等。1993年，她赴日本京都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其实早在北大求学时期，戴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日本之行做好了准备。当时北大中文系的古代文献专业要求全班都学习日语，原因是老师们认为，外国研究汉学最好地方的是日本，为了学习到日本的研究成果，就需要学习日语。没想到的是，多年前的训练竟然在十几年后发挥了作用。

      日本京都大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戴燕用“震惊”来形容初次出国时的感受。一方面，是在习惯了一切以“政治挂帅”的生活之后，看到一个不讲政治不讲意识形态，人民生活安定富足的国家，原来也是这么美好；另一方面是感受到“学问研究上的震撼，作为外国人，日本研究中国，可以研究得那么好，到现在，中国人研究日本，也没办法达到那种程度。这个震撼很大，慢慢地我想知道差距在哪里。”

      正是这次海外之行，让戴燕深切地感受到了两国研究界的差异，也坚定了努力从事研究的决心。也可以说，唤醒了她从北大时期就埋藏在心的，攀登学术高峰的志愿。1995年回国后，戴燕毅然选择离开工作熟悉的出版社，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来到研究机构，戴燕进入了自身的学术高产期。在1995年到2006年十多年间，她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出版两本专著、两本编译。可以说这一次的职业转型很成功。

      在社科院从事研究的同时，戴燕还承担起核心期刊《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文学遗产》创刊于1953年，最初以《光明日报》专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刊物，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她的导师徐公持先生时任《文学遗产》主编。戴燕充分发挥了她原本在出版界长期工作的优势。以出版界的视角切入学术领域，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1998年，戴燕邀请中国社科院的董乃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以及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进行了一次学术访谈，写下了《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这篇学术访谈不同于当时其他单一研究者的访谈形式，同时邀请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出版社的专家进行三方对话，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经典的参考论述。在学术访谈中引入出版社一方，戴燕认为非常必要。她表示，“要将现代的中国文学学术史，你就不能忽略出版社。研究机构、大学、出版社恰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它们各有自己的影响力。”显然，出版界的长期阅历已经对戴燕的学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趣的是，戴燕后来的人生规划也跨越了这次学术访谈的三个领域。从中华书局调入社科院工作十多年后，2006年9月戴燕再次从研究机构走上大学讲坛，调入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人生的角色转换，戴燕认为，当年北大77级的特别经历，是她不断前进的动力。“我始终感觉到一个压力在。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几乎个个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做文史这一行，人生阅历始终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而与我的那些生于50年代甚至40年代的同学相比，我的阅历等于一张白纸，所以这压力一直无法摆脱。也许潜意识里，它让我变得不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更换工作便是增加阅历和见识的途径之一，这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转换工作，让戴燕拓宽了见闻。回首她三十年的发展道路，北大扎实的专业训练无疑是她轻松转身，屡屡成功的坚实保障。而对于知识的兼容并包，对于学术的思想自由，无疑又是她展现北大精神的真实体现。
如今，戴燕在教授学生、潜心研究的同时，仍不忘自己曾经耕耘的出版领域，她担任了《书城》杂志的编委。《书城》杂志1993年创刊，是一本高品位的文化杂志。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李欧梵曾把这本杂志评价为中国的《纽约客》杂志。杂志用文化的眼光注视世界、体察事件，关注新知，评价当代文化的最新状况。戴燕关注这样的文化杂志，表明她并没有躲进学术的象牙塔，而是保持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这样的眼光也足以反过来影响她的学术研究和人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