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革”后首届本科生——中文系校友、复旦博导戴燕访问记

     戴燕，女，安徽合肥市人。1978年初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工作。1986年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9年获硕士学位，再度回到中华书局工作。1993-94年赴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者。1995年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4年赴香港城市大学做为期半年的客座研究员。2006年9月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复旦大学新建的光华楼9层一间整洁、明亮的办公室，戴燕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面容娟秀，说话亲切随和。当谈起她目前担任的复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工作，以及此前已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均取得许多成果时，戴教授显得很谦逊，她说：现在三十多岁提教授的也不少，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呢。戴燕教授把她的成功归结于当年在北大的扎实训练，和77级入学时铭记了一生的奋发动力。

十六岁考进北大中文系

     1977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放下帏幕，“阶级斗争”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尽，国家困难重重，百废待兴。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戴燕还在念高二。按照那时中学生“上山下乡”惯例、“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社会环境，家里已经早早地在为她做准备，联系了下乡的地方，以便毕业后送女下乡。

恢复高考的消息，恰似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原大地！ “读书无用”论曾喧嚣多时，高考已停顿十年。这一信息，无疑是使得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有了重新选择自己命运的划时代的机遇。1977年的冬季，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当年的高考。其中绝大多数报考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更是炙手可热。

此时要参加高考，戴燕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毕竟从小学开始就处于文革时期，没能在学校里学到什么。仅仅半年时间的准备，就要和成年人的考生同场较量，谈何容易。这场考试将把自己的未来带向何处？并不能预见。幸运的是，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校园，对功课并不陌生。最终她得偿所愿，脱颖而出，十六岁的戴燕顺利地进了北大中文系。

     “1978年初入读时的北大与如今完全不同”，戴燕说。那时，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教学秩序也没有很好地恢复。一些老师还在被“审查”中，甚至还有批斗会。经过十年的动乱，老师们十年没有教书，有些课连正式教材也没有，课本都是老师用腊纸油印的东西。

     尽管条件艰苦，但此时北大的学习气氛却是空前高涨，戴燕开玩笑地用“可怕”来形容当时的学习热情。一方面，老师愿意教，因为已经十年没有这样通过考试进来、程度较好的学生。当年，晚自习后，经常有老师在宿舍里等学生聊天；另一方面，学生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千辛万苦才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学得都很努力。身处这样的学习氛围，对于当时还未成年的戴燕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的许多同学许多大都是50年代出生，比如后来成为她丈夫、与她同班的葛兆光。而，最大的“老高三”毕业生已经30多岁。戴燕说，“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大龄同学的心情，只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今天，戴燕体会到77级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于那些年龄大的同学来说，此时的学习更是他们等待多年的人生转机，而流逝的青春已经让他们没有了退路。戴燕说，“那些同学后来告诉我，看到班里还有这么年轻的同学，压力也很大。”

     确实，作为77级中文系的小妹妹，戴燕确实如卞之琳小诗《段章》中所说的那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与阅历丰富的年长同学同窗，戴燕这样的年轻同学让他们明白了时间的紧迫，而年长同学的刻苦奋发精神又在戴燕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也影响了她以后的道路。